莊慶鴻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09月24日03版)
  莫乾山,可以說是改革開放思想史中的“聖地”之一。上山的人聽30年前的老代表講了以後才知道,一群名不見經傳的熱血青年,1984年上山時,竟也是濃濃白霧,暴雨傾盆,一切山色都看不見了,如同改革前夜中國人心中的激動和迷惘。
  當時,中國青年報社也是聯合發起單位之一。30年後,當年的代表已經都變成了一串如雷貫耳的名字:王岐山、朱嘉明、黃江南、周其仁、周小川……
  重聚而來的莫乾山老代表年過半百,卻依然充盈著30年前的那股“精氣神兒”。
 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開玩笑說:“我們怎麼就‘墮落’成老前輩了呢?”
  在走下開幕式的舞臺後,30年前莫乾山會議的召集人、著名經濟學家黃江南從臺下重新站起,高喊:“我今天晚上就掛牌,開自由討論!歡迎大家自由來!”
  會後,這位衣著朴素的美國查頓資本有限公司董事還在揮舞著手臂:“我就不信青年不關心經濟,不關心改革!這都是青年最應該討論的!只要來一個人,我都講!”到了晚上,座無虛席。
  30年前的莫乾山會議開了8天,這次開了3天。緊張的日程中,對改革,有一些真話是“不吐不快”的。
  “一個重要問題還沒得到解決——政府支出結構嚴重不合理。”王小魯一口氣飆了4個“太多”,“目前政府財政支出中,用於固定資產投資部分太多,用於行政管理支出太多,‘養人’太多、三公消費太多。解決要從財政下手。”
  “我們研究發現,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在28個全體轉軌國家裡效率最低的,而中國的私有企業是28個所有轉軌國家裡效益最高的。”香港大學教授許成鋼這麼說。
  “我們進入服務業發展的新時代轉型改革,給在座的青年們留下多長時間呢?最多15年。5年是最後的窗口期,然後經過10年或15年,中國會成為高收入國家。如果5年窗口期沒抓住,今後15年中國就會失去很多東西。”中國(海南)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。
  出人意料的是,發言坦率又“生猛”的,不僅有“江湖”,更有“廟堂”。
  福建省廈門市發改委主任孟芊在幾百人的大會上說:“我發現,有的地方搞好空氣質量靠兩招:一是做環保部門的工作,把監測點改到空氣質量好的地方;二是在空氣質量差的那天在監測點周圍灑水。一下子可以從良或者差,升到優。”
  接過話筒,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區長吳勝武接著說:“GDP是指定性的還是指導性的?我一直對此充滿了疑惑。各個區都是自己定,最後報上去,一加,低於市裡的數字肯定是不行的,就打回來要我們改。”大會代表頓時笑成一片。
  他還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,說一些地方城市規劃成了擺設:“城市規劃只要名字一改,就可以拿到另外一個城市用。河南某地方領導要公開講城市規劃,結果工作人員複製粘貼了另一個城市的,有一處名字忘了改,領導就在大會上念了出來,鬧了笑話。”
  “我們在河北香河調研時,震驚了。”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規劃設計院副院長王小舟跟著講故事,“包括傢具城在內的主城區約10平方公里,非常小,但每一個地產大鱷都占有30平方公里的房地產,還選擇潮白河等河道沿岸。一任市長賣地是個人問題,每個市長都賣地就是制度問題。”
  話筒遞到楊偉民手中,這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也不諱言:“我們要用改革和創新的精神編好十三五規劃,但難度不小,因為我們形成了很多條條框框。前30年改革,規划到底是多是少了?我認為,管用的規劃太少,沒用的規劃太多!”
  “我為什麼來中青年改革論壇?當年改革的青年都變老了,過些年可能都爬不上莫乾山了。改革還是需要聽青年的聲音。”楊偉民說這句話的時候,望著臺下坐的年輕人。
  會務手冊封面上印得最大的頭像之一,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。他是被稱為“新加坡規劃之父”的新加坡城建局原局長劉太格。在他看來,全面深化改革期的中國,有千頭萬緒的問題和阻礙,卻也有衝破它們的能量。
  “作為外國人,這次來莫乾山論壇,我自己收穫很大。中國的年輕人有非常大的改革熱情,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”這位76歲的學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。
  在山路上走著,依然有代表們邊走邊大聲辯論,使所有聽到的人,心都變得年輕了。  (原標題:改革還是需要聽青年的聲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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