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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莊慶鴻《中國青年報》（2014年09月24日03版）
　　莫乾山，可以說是改革開放思想史中的“聖地”之一。上山的人聽30年前的老代表講了以後才知道，一群名不見經傳的熱血青年，1984年上山時，竟也是濃濃白霧，暴雨傾盆，一切山色都看不見了，如同改革前夜中國人心中的激動和迷惘。
　　當時，中國青年報社也是聯合發起單位之一。30年後，當年的代表已經都變成了一串如雷貫耳的名字：王岐山、朱嘉明、黃江南、周其仁、周小川……
　　重聚而來的莫乾山老代表年過半百，卻依然充盈著30年前的那股“精氣神兒”。
　　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開玩笑說：“我們怎麼就‘墮落’成老前輩了呢？”
　　在走下開幕式的舞臺後，30年前莫乾山會議的召集人、著名經濟學家黃江南從臺下重新站起，高喊：“我今天晚上就掛牌，開自由討論！歡迎大家自由來！”
　　會後，這位衣著朴素的美國查頓資本有限公司董事還在揮舞著手臂：“我就不信青年不關心經濟，不關心改革！這都是青年最應該討論的！只要來一個人，我都講！”到了晚上，座無虛席。
　　30年前的莫乾山會議開了8天，這次開了3天。緊張的日程中，對改革，有一些真話是“不吐不快”的。
　　“一個重要問題還沒得到解決——政府支出結構嚴重不合理。”王小魯一口氣飆了4個“太多”，“目前政府財政支出中，用於固定資產投資部分太多，用於行政管理支出太多，‘養人’太多、三公消費太多。解決要從財政下手。”
　　“我們研究發現，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在28個全體轉軌國家裡效率最低的，而中國的私有企業是28個所有轉軌國家裡效益最高的。”香港大學教授許成鋼這麼說。
　　“我們進入服務業發展的新時代轉型改革，給在座的青年們留下多長時間呢？最多15年。5年是最後的窗口期，然後經過10年或15年，中國會成為高收入國家。如果5年窗口期沒抓住，今後15年中國就會失去很多東西。”中國（海南）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。
　　出人意料的是，發言坦率又“生猛”的，不僅有“江湖”，更有“廟堂”。
　　福建省廈門市發改委主任孟芊在幾百人的大會上說：“我發現，有的地方搞好空氣質量靠兩招：一是做環保部門的工作，把監測點改到空氣質量好的地方；二是在空氣質量差的那天在監測點周圍灑水。一下子可以從良或者差，升到優。”
　　接過話筒，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區長吳勝武接著說：“GDP是指定性的還是指導性的？我一直對此充滿了疑惑。各個區都是自己定，最後報上去，一加，低於市裡的數字肯定是不行的，就打回來要我們改。”大會代表頓時笑成一片。
　　他還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，說一些地方城市規劃成了擺設：“城市規劃只要名字一改，就可以拿到另外一個城市用。河南某地方領導要公開講城市規劃，結果工作人員複製粘貼了另一個城市的，有一處名字忘了改，領導就在大會上念了出來，鬧了笑話。”
　　“我們在河北香河調研時，震驚了。”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規劃設計院副院長王小舟跟著講故事，“包括傢具城在內的主城區約10平方公里，非常小，但每一個地產大鱷都占有30平方公里的房地產，還選擇潮白河等河道沿岸。一任市長賣地是個人問題，每個市長都賣地就是制度問題。”
　　話筒遞到楊偉民手中，這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也不諱言：“我們要用改革和創新的精神編好十三五規劃，但難度不小，因為我們形成了很多條條框框。前30年改革，規划到底是多是少了？我認為，管用的規劃太少，沒用的規劃太多！”
　　“我為什麼來中青年改革論壇？當年改革的青年都變老了，過些年可能都爬不上莫乾山了。改革還是需要聽青年的聲音。”楊偉民說這句話的時候，望著臺下坐的年輕人。
　　會務手冊封面上印得最大的頭像之一，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。他是被稱為“新加坡規劃之父”的新加坡城建局原局長劉太格。在他看來，全面深化改革期的中國，有千頭萬緒的問題和阻礙，卻也有衝破它們的能量。
　　“作為外國人，這次來莫乾山論壇，我自己收穫很大。中國的年輕人有非常大的改革熱情，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”這位76歲的學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。
　　在山路上走著，依然有代表們邊走邊大聲辯論，使所有聽到的人，心都變得年輕了。　　（原標題：改革還是需要聽青年的聲音）